1984年10月，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天一阁，接待了一位回家的游子。

离开家乡多年的船王包玉刚，在馆藏《包氏族谱》的见证下，正式认祖归宗。

35年前他离开家乡时，还是一介热血青年，满怀凌云壮志。

35年后他回到家乡时，已然一位耄耋老人，满身风尘仆仆。

35年间，包玉刚白手起家，打造了一个商业神话，闯出了一段传奇人生。

包玉刚

但是，包玉刚觉得，所有的成就，都比不上自己认祖归宗时这一刻开心。

船王桑梓，宁波帮的发源地

宁波，作为东南沿海重要经济中心，浙江省最大的港口城市，有着近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

宁波人也靠海吃海，骨子里继承了河姆渡时代的基因，也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历朝历代都将其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宋元时期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明朝，宁波成为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清朝，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

首批五座通商口岸城市之中，宁波赫然在列，这也是旧中国迎接西方近现代文冲击的开端。

在那个买办横行，西方商品不断冲击着中国残旧小农经济的年代，一个特殊群体——宁波帮的成立与崛起，代表了中国商人发奋崛起，在犄角缝中求生存的不屈精神。

随着宁波全国贸易中心地位稳固，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宁波帮。

“五金大王”叶澄衷、商务图书馆创始人鲍咸昌、中国日用化工奠基人方液仙、当时我国最大的商办航运集团创始人虞洽卿。

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包玉刚就出生在那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1918年11月，包玉刚诞生在宁波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包兆龙是一个典型的宁波商人，在汉口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鞋帽厂，家中还算是比较殷富的。

从小在父亲耳濡目染下长大的包玉刚，对经商有着浓烈的兴趣。

尽管父亲包兆龙常年在外，生意也很繁忙，但是对儿子的教育却一点没有落下。

他知道儿子对冒着浓烟的商船，对家乡的大海恋恋不忘，于是在包玉刚13岁这年，他毅然将心爱的儿子送往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前身）。

这一决定正称了包玉刚的心意。在这里，他埋头学习船舶知识，也为他日后成为享誉中外的船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白手起家，破釜沉舟做海运

1938年抗战突然爆发，包玉刚被迫辗转至重庆，在这里他出人意料的选择了进入银行，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小职员做起。

也许在青年时代的包玉刚心里，他就已经明白，成为一个优秀的航海人也许只要掌握一份船舶知识，但要想成为一代航海大亨，他还远远不够。

枯燥的银行职员工作没有熄灭包玉刚的壮志雄心，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敢打敢拼，仅仅七年就坐到了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的位置。

摆在包玉刚眼前的可谓是一条光明大道，他的家人也在为他当时的“擅自做主”而庆幸不已，而此时，包玉刚却主动找到了父亲。

包玉刚向父亲表明自己准备辞职的打算。辞职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自己的志向不在于此；二是当时国内的形势。

包兆龙对儿子未雨绸缪的眼光感到既惊讶又欣慰，短暂考虑后，父子决定举家搬迁到香港。

1949年初，包兆龙一家迁往香港。初至港岛，包家父子人生地不熟，只能做些小生意养家糊口，时间一长，宝玉龙的内心就不满足于眼前的蝇头小利了。

然而当时偌大的港岛，家族势力与外国财团龙蛇混杂。孤立无援的包氏父子起初尝试从国内进口货物出口到国外赚取利润。

但是这条路很快走不通了，国内实行特产统办出口，美国政府也决定限制对华商业，这不仅断了父子二人的财路，就连为数不多的积蓄也取不回来了。

心灰意冷之际，包玉刚又想起了自己从小热爱的大海，想起了家乡港口遮天蔽日的货轮，他扭头告诉父亲，要做就做海运生意！

俗话说“行船跑马三分险”，当时香港的海运被数家巨头攥在手里，包兆龙认为他们初来乍到，做海运等于鸡蛋碰石头。

而且更为现实的是，父子两人手头的资金加在一起还不够买上一条船。于是父亲劝包玉刚放弃虚假的海上梦，脚踏实地做些买卖。

但包玉刚岂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所谓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包玉刚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不成功就成仁。

整整六年，他不仅要说服家人相信他，支持他，还在不断四处奔波，筹集资金，一有空，他就钻进自己狭小的房间，攻读海洋贸易的专业书籍。

苦心人天不负。六年后，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最终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成功从日本银行贷到70万美元资金。

他按下激动的心情，跑遍市场，最后用这笔钱淘到了一条28年船龄的旧货船。

望着这条缝缝补补，残破不堪的货船，包玉刚却是满心的欢喜。

他不顾其他船老板异样的目光，亲自动手将这条船里里外外重新洗刷并且修复了一番，取名“金安”，“金”意味着财源滚滚，“安”则代表了出入平安。

这艘承载了包玉刚全部希望的“金安号”，成功帮助他赚回了第一桶金。

多年的摸爬滚打让包玉刚养成了敏锐的商业直觉，他发现当时的海运经营，无不采取短期出租的方式，一艘货轮跑一次结一次钱，这种短平快的方式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

但包玉刚不这么认为，因为这种方式的抗风险能力太过薄弱，而且较高的租金让人望而却步。于是他苦思冥想，创新地提出了长租方案，即使行业波动，租金也不会有任何涨幅。

这种租赁方式一下子取得了众多公司的青睐，包玉刚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眼前。

“金安号”下海的一年后，包玉刚的船队扩充到6艘。他一贯奉行的是稳妥的方针，因此受到了业内的看扁，但他却很执着，一步一个脚印，这也是他从银行生涯里获得的经验。

也就是在这时，他结识了时任汇丰银行高级职员的桑德斯。

凭借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重金笼络，包玉刚成了桑德斯的好朋友，他不仅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汇丰银行贷款的中国人，也利用这笔资金成功买到了更多的海轮。

1955年，包玉刚成立了今后在海运史上举足轻重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此时，他已经在不断地贷款与还贷过程中，与汇丰银行达成了牢不可破的合作关系，包玉刚的环球公司更是在一次次的滚雪球中迅速壮大。

截至到1980年，环球公司名下已经拥有了200余艘大小货船，总吨位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000万吨。

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荣誉光环，接受英女皇觐见，赐封为爵士爵位；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等四国元首都授予他高级勋章。

此时的包玉刚和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已经到了跺一跺脚，世界海运也要抖三抖的地位了，他也终于获得了“世界船王”的荣誉称号。

离海登陆，第二次急流勇退

稳健的商业风格，让包玉刚和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平安度过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及石油危机。

也正是这两次危机，让敏锐的船王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他开始着手将资金投入到陆地上来。

独具慧眼的包玉刚看上了此时刚刚起步的的房地产，他开始有意识缩减手里多余的船队，将卖船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到房地产中，同时他也看上了酒店，交通，金融等行业。

此时的香港正处于风雨动荡中，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将香港视为他们的禁脔，他们不能坐视一个中国商业家发出声音。

因此，以怡和洋行为首的一批英资企业，为包玉刚设下了一个圈套，也就是后来被人津津乐道的“九龙仓”之战。

作为怡和洋行手下最大的英资企业，“九龙仓”掌握着香港大量的转口业务，同时也是香港最大的港口码头。

在这种情况下，谁握有“九龙仓”，就意味着掌握了香港港口和转运仓储业务的话语权。

作为被包玉刚最早扶持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李嘉诚也知恩相报，为包玉刚控制约30%的“九龙仓”股票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而怡和财团仅控制了20%的股票，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尘埃落地的时候，英国人筹集资金，直接高价购买了3000万股“九龙仓”股票。

闻之形势，包玉刚连夜从欧洲飞回香港，在密会了一众香港商业人士后，召开发布会，称自己去了一趟当铺，成功拿到了21亿的资金。

在包玉刚处变不惊的笑容下，怡和洋行的阴谋迅速破灭，九龙仓被包玉刚成功收购。

“九龙仓之战”沉重打击了英国企业的嚣张气焰，包玉刚“弃船登陆”，一夜调集21亿资金的故事也成为香港商业界的一桩美谈。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成功让包玉刚跻身世界最顶级富豪层面，包玉刚家财几何，无人可知。但是在香港曾流传出，包玉刚考虑买下一个国家。

他曾开玩笑地和朋友说：“我不愿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因为害怕由于不知所措而引起心脏停止跳动。”

心系祖国，与邓公结下不解之缘

此时事业已达巅峰的包玉刚，仍不忘生他养他的祖国。

即使在香港摸爬滚打的时间里，他也不忘通过当地的华人行，积极联系内地，为饥寒交迫中的新中国输送大量的钢材，棉花，药品等众多刚需物资。

他还在政府第一次发行公债时，主动购买了十万元。

1978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定居香港将近30年的包玉刚，亲眼目睹了祖国的欣欣向荣。

他再也不能遏制那流淌在血液里的家国情怀，他派人多方打听，几经周折，终于和大陆取得了联系。

得知这一消息，邓公高度重视时，并委派了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亲自去迎接他。

1978年11月，阔别大陆整整30年的包玉刚，终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祖国，走下飞机的那一刻，他哭得像一个孩子。

回到家的包玉刚受到了众多领导人的亲切会见，也见识到了祖国方方面面的进步，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和他心心念念的小平同志见上一面。

直到1981年7月6日上午，他终于见到了小平同志。

“我们早就该见面了！”

“早就该见面了”

两个初次见面的人，却像是一对分别多年仍然感情甚笃的兄弟，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这一年邓公77岁，包玉刚60岁。

此后的十年里，两人一共见了九次面。每次见面，包玉刚都会神神秘秘地准备一份礼物。

众人都很好奇，记者也想知道答案，最后还是包玉刚的女儿告诉了大家，原来是香港半岛酒店的羊角面包。

这里有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故事，当年16岁的邓小平曾在法国工厂勤工俭学，条件有限，为了将钱用在学习上，只能购买最为廉价的黑咖啡和法国长棍。

相比于前者，偶尔能吃到一次的香软酥甜的羊角面包便是难得的美味了。知道这个故事后，包玉刚每次去北京，都要为邓公买上一份羊角面包。

回国不久的包玉刚决心为祖国的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由于入住北京时没有合适的酒店，于是和父亲决定捐赠1千万美元给国家，用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的饭店。

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包玉刚在捐献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向国家提出：“我只有一个要求：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饭店就叫兆龙饭店……”

北京旧照

在当时，国内是不愿意接受援助的，更何况还要在首都给一个人命名一座楼呢。这个棘手的问题最终放到了邓公面前，邓公什么也没说，亲自为酒店提名：“兆龙饭店”。

此后，包玉刚还陆陆续续捐赠了上海交大一座图书馆，家乡的兆龙学校和屹立至今的宁波大学。

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因病溘然长逝，邓公蓦然神伤，并亲自发了唁电深情悼念。

包玉刚是在中国新旧交替时成长出来的商人，尽管富可敌国，他却是从来不允许自己和亲属的生活过分奢侈。

他一直遵循着父亲的教诲：“脚踏实地地工作，平易近人地待人，身体力行地做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包玉刚践行了这一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