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谦用了5年的时间，才在2017年完成“母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清风三叹》。在写完后记的时候，他又因为发病住了院。这时距他母亲去世，已经15年了。

大同夏天的温度一如既往地早晚有别。中午，我顶着酷暑在读这本书，之所以会去读曹乃谦先生的小说，缘自吾乡韩府老师。当时我们约定一起去拜访一些大同的学者和作家，拍些视频，第一位访谈对象就是曹乃谦。

我最早知道曹先生，还是在二十年前读大学的时候。偶尔会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山西籍作家的小说，那时见到过《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但没有细读。为了这次访谈顺利，我在经典书店买了《清风三叹》。下午一点多携书进门，等放下书已经是晚上八点半。我没感觉到饿，揉了揉眼睛，若有所失。

到了约定的日子，一位导演、一位摄像师、一位没打过灯纯粹因为好奇来帮忙的灯光师，再加上我，在韩老师的带领下赶奔曹先生的住所。

曹先生夫妇把我们接进来，一看到摄像器材，老先生脸拉下来了。他抱怨韩府老师说：“唉，早知道你还要录像我就不让来了。我这个样子拍出来多难看。”除了旧疾的后遗症外，风湿病让曹先生拄上了拐杖。为了治疗风湿，他得到一个药酒的方子。谁料“药对劲，酒也对劲”，一杯的量让他喝成了三杯，直到有一天，他女儿回家后问他：“爸你咋把电视开这么大声，咱们住六层，我在一层就听见了。”

风湿没治好，曹老师却挂上了助听器。

见此情景，韩老师慢慢拿出手机，给曹先生念微信联系时的原文，果然提到了拍摄的事情。听到这段话，曹公才不情愿地点了头：“年纪大了，就记住你们啥时候来，没记住拍摄。嗷，那就没办法，拍哇。”

访谈终于走上正轨，但我们谈的内容却没什么特别的新意。关于作品、关于人生，对于这样一位久已成名的作家来说，早已被充分发掘。我们聊了聊他著名的赌约、他和汪曾祺先生的友谊，聊聊他对推理小说的喜爱。当我问他有什么案件是他一直以来难以忘记的，他叹了口气说：“那说起来就多了，刻骨铭心的案子很多，有时候想起来就难受。”接着他看似不经意地瞟了一眼我的笔记本，说：“当然这些事情是不能讲的。”我合上了笔记本。眼前的这位老人当了一辈子警察，曾经因为破案如神获得过省先进个人的荣誉。

聊到个人的生活，话题就多了起来。在圆通寺生活的时候，曹家门外经常有两名乞丐，和曹家人相处甚好，保护过曹家妈妈，也(试图)保护过曹乃谦。但即使这样，登门入室喝杯水的事情都不会去做。按他俩的说法：“咦，我们是啥人，您儿们是啥人家。”多年后，曹家早已搬离圆通寺，曹乃谦偶尔还会在街上遇到这两位。有一次他直接掏出一百块钱给他俩，结果却被拒绝了：“您儿着这么大的票子我不敢要，给个十块八块的我也要了。”再后来遇到，曹乃谦就从口袋掏个十块八块，每次乞丐都很不好意思：“咿呀，您儿掏啥呢掏呢……”曹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韩府老师听得津津有味，他偷偷跟我说，曹先生是怎么讲故事的，就是怎么写故事的。就在我们沉浸在圆通寺故事的时候，曹老师却打住了话头：“今天就这样哇，我实在坐不动了。”在我们对谈的一个小时里，曹老师始终坐在一个小马扎上，他的腰不好，不敢坐在软沙发上。

我拿出《清风三叹》请他签名，顺便也到他书房补拍几个镜头。曹老师书房不大，有一个小书柜全是他的书，或者作品合集。他告诉我，刊登他作品的书合计超过一百种。书柜的旁边挂着几张照片，最大的一张是曹家和马悦然夫妇的合影。曹老师从书柜抽出两本盗版的他的书，和正品摆在一起，让摄像师拍下来：“拍拍这个，这个有意思。”

得病之后，曹老师的双手都在颤抖。在给我们签名的时候，他先用左手捂着右手，稳住颤抖的手腕，然后蘸上墨，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再慢慢地写上“某某指正，乃谦”，盖好名章。当他盖章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像等待原子弹试爆。一切顺利！他撕下一小块吸墨纸盖在印痕上，最后合上书本递给我们。至此，受赠人与签名人悬着的心才一齐放下来。我送给曹老师一幅石版画，那是我请新疆画院的画家帮我定制的龟兹石窟供养菩萨藏书票。他笑嘻嘻地说很喜欢这张画，因为他就是在寺庙里长大的。曹老师笑的时候很慈祥，很有佛性。

对谈刚开始的时候，曹老师就说：“我一辈子写作，写的都是我的母亲。”现在，他的手几乎不能握笔，也在《清风三叹》里送走了他的母亲。

临别之时，我从曹家阳台远眺了一眼，文瀛湖尽收眼底。今日天气略阴沉，远处的楼宇失去了轮廓，和铅灰色的天际漂浮在湖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