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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游民”不断增加的背后

### 数字游民：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生活方式

随着远程工作逐渐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人群。加拿大《环球邮报》1月14日的报道再次引发了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介绍，数字游民不受传统工作地点的束缚，能够在全世界自由流动，实现工作与休闲的动态平衡。他们的移动不仅带来了消费，还促进了创造力的传播，全球数十个国家为此推出了专门签证以吸引他们。

#### 经济和社会价值

根据美国市场调研公司Demand Sage的数据，全球约有4000万人以数字游民的身份工作，其中1810万人来自美国，自2019年以来增长了147%。近一半的数字游民年龄在30至39岁之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年收入在5万至10万美元之间，且90%的人完成了高等教育。预测显示，到2030年，数字游民的数量将增长到6000万左右，甚至有机构认为到2035年这一群体将达到10亿人。

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不仅为个人带来了自由和灵活性，也为目的地国家和城市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旅游信息网站“A Brother Abroad”的调查显示，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带来的经济价值总计约为7870亿美元。此外，数字游民能够为当地带来新的想法和观点，促进创新，并补充一些国家的劳动力。通过与当地企业和学术机构的交流，可以催生各种形式的活动，推进国际交流。

#### 吸引政策与挑战

基于数字游民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吸引这一群体。2020年，爱沙尼亚成为全球首个推出一年期数字游民签证的国家。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对数字游民敞开了大门。根据英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统计，截至2024年7月底，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字游民或远程工作者签证，其中41%在美洲，31%在欧洲，14%在亚太地区，另外14%在非洲和中东。

日本也在积极吸引数字游民。2024年2月，日本政府宣布，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将允许外国公民在日停留和工作6个月。为了更好地吸引数字游民，日本政府还积极解决外国人租房等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政府拨款总计200万欧元，向每名数字游民提供超过1.5万欧元的资助，帮助他们从世界各地搬迁至该地区。

非洲岛国佛得角去年推出了“佛得角远程工作计划”，旨在吸引数字游民。该国负责数字经济的国务秘书洛佩斯表示，旅游业长期以来是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但疫情暴露了这种模式的脆弱性。数字游牧成为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它为目的国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减少了对旅游旺季的依赖。洛佩斯认为，数字游民的涌入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还能刺激关键基础设施的发展，如改善互联网连接等。

#### 中国的数字游民现象

在中国，数字游民数量近年来也呈快速增长趋势。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估计，截至2023年底，中国大陆地区不同城市间的数字游民和潜在数字游民人数大约在7000万到1亿之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中国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

随着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通过微博、抖音、小红书、B站等平台分享他们的生活，网络上关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内容爆炸式增长。这些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这一新型独特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目前，浙江安吉县、云南大理等地已经成为国内数字游民的主要选择，当地也形成了一些相关社区。杨俊鸿在大理古城南门外开了一家民宿，主要客源就是数字游民。他告诉《环球时报》，这些客人最短住十天半个月，最长可以住上一年。

#### 负面影响与争议

尽管数字游民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其数量的增长是一件好事。据BBC报道，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许多当地人认为数字游民给本已不足的当地资源带来压力，并推高了商品和住房的价格。去年在南非开普敦，围绕数字游民是否对本地常住居民有利的辩论如火如荼地展开。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迪贝尼称，开普敦正面临着一种“数字游民流行病”，它正在推高住房和生活成本。

地理套利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扩大，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尖锐的对立。2022年，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的网络峰会上，硅谷企业家们被当地示威者堵在门外。示威者手中高举标语：“1个数字游民=许多被迫游民！”欧洲科技新闻网站“Sifted”报道说，里斯本曾经是热门的数字游民目的地，但该城市这一群体的数量正在减少。顾问安娜表示，当她2017年住在里斯本时，没有感受到对数字游民的负面情绪，但现在人们会在墙上写：“回家吧，数字游民。”

在印尼巴厘岛，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数字游民的涌入会导致当地生活成本上升，尤其是晚上举行的一场场派对令人感到厌烦。姚建华指出，在巴厘岛，数字游民形成了自己的“白人社区”，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仅限于接受当地人提供的基础服务。这推高了巴厘岛的物价，让当地居民承担了相应的不良影响。洛佩斯表示，佛得角遇到的一个挑战是确保数字游民与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得到公平分配，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不应该导致经济分层，让当地居民感到被排斥在数字转型之外。

姚建华与一些西方媒体在谈论数字游民与当地产生的矛盾时均提及一个概念——“士绅化”，它由英国社会学家格拉斯在1964年首次提出，是指富裕阶层挤占低收入群体生活空间的现象。在数字游民全球流动的过程中，地理套利极大地加速了当地社区的“士绅化”进程，持续挤占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并抢夺资源，引发了本地社区的强烈不满。

因记录数字游民生活而获得艾美奖的美国导演罗宾逊表示：“我认为人们需要带着意识和责任感来对待旅行，尤其是对数字游牧的生活方式。”罗宾逊认为，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人们可能只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浪漫，而忘记了他们正在进入别人的社区，且他们也需要考虑如何回馈社会。

总之，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各国政府和社区需要在吸引这一群体的同时，妥善处理由此引发的各类问题，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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